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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全球化是與本土化對立的嗎
2012-07-15 00:11:54   來源:   評論:0 點擊:

中國社會心理學界提出的本土化概念經常被誤為是與現代化、全球化相對立的概念,并用之來作為反對本土化的理據。本文首先試圖澄清本土化是指研究者在作研究時思考問題的本土化,亦即指研究者逐漸把自己文化傳統放在研究思考現代中國人的社會心理現象及行為之框架之中的過程。

——試論現代化研究的本土化

 楊中芳

 
【內容提要】中國社會心理學界提出的本土化概念經常被誤為是與現代化、全球化相對立的概念,并用之來作為反對本土化的理據。本文首先試圖澄清本土化是指研究者在作研究時思考問題的本土化,亦即指研究者逐漸把自己文化傳統放在研究思考現代中國人的社會心理現象及行為之框架之中的過程。它與現代化及全球化這兩個探研實質社會變遷的概念不屬于同一層次,因此不可混為一談,也無所謂相互排斥的問題。作者甚至發現目前對中國社會現代化之討論及研究急需要本土化,因此提出一個思考框架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及全球化等概念整合起來,并且提出一些研究現代化問題著手點的建議。
【正  文】
中國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這一概念的提出已經有十多年了,相當多的人已經能夠接受在研究現代中國人的心理時,應該把自身的“歷史/文化/社會”情境放在思考架構之中。盡管接受的理由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但是一直以來的難題是:要如何將這個框架放在對研究課題的思考之中呢?經過幾年來的深思,我得到的一個小小的結論是:研究現代化這個課題應是一個很好的途徑。因為研究現代化這個問題時,我們主要是探討“傳統”如何在受到另一些“新元素”的刺激影響之下做了某種程度的改變而成為“現代”。這樣一來,我們不但必須注意到我們原有“歷史/文化/社會”的“傳統”是什么,同時還必須認清哪些是影響我們的“新元素”,更要探看它們對傳統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例如,接納、包容、排斥、回歸、反思、反叛、整合等),最后還要看這些影響產生什么樣的“現代”及現狀。那么,現代化的研究正是在一個“現代”的時間點,把“歷史/文化/社會”包括進去地來研究當時的各種社會行為及社會現象。其思路就與本土思路非常接近了。所以,在我過去幾年的寫作中,一向主張現代化研究應是進行社會心理學本土化的重要課題(楊中芳,1993)。本土化不是去翻老帳,找古董,再把它們包裝成值錢的貨品來賣,而是把可能影響我們應對現代生活的新的、舊的概念,從文化傳承這個角度,去看它們在現時生活的運作及意義。而這個思考路線不正應與現代化研究相同嗎?
    也正是從這個觀點來看,我認為個人的社會化與現代化事實上應是一體之兩面,只不過是從兩個角度來看同一個過程罷了;前者著重傳統傳遞的過程,后者著重新元素的入進過程。兩者是同時進行的,而且是一起進行的。而我們在做現代化或社會化的研究時,都應把另一個放在思考架構之中,由兩者的互動去看現代人如何形成其信念及價值體系,如何操作其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個人在社會化或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應再被看成是被動的接受傳統或新元素的機器,而應將現代人看作一個有選擇能力及變通能力的自主個體,通過前面所說的接納、包容、排斥、回歸、反思、反叛、重組、整合等,在應對日常生活之際,不但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現代的價值信念體系及生活方式,也做到既把傳統秉承了下來,也做出了創新的轉化。
    從剛才這番陳述可以看出,社會心理學工作者對現代化的興趣應是超過一般關心現事,或希望國家富強之上的。依我之見,對現代化的關注應是每一個采取本土研究定向的社會心理學者在研究任何問題時都一定要涉及并考慮的。也正因此,遍覽有關現代化研究的理論及模式,成為我探索如何將“歷史/文化/社會”放入本土研究時的一條主要進路,希望從中得到一些靈感及啟示。然而,當我粗閱了過去近百年來有關中國現代化研究之論述及分析之后,發現它們大都需要“本土化”。原因是它們大都在研究及論述中,未有把中國具體的“歷史/文化/社會”情境放在問題的思考之中。自己的文化傳統往往被認為是一成不變的,如不是造成中國落后衰弱的原因,就不須要摒棄及忘記的,也就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根基,因此是必須保護及復興的。至于自己的文化傳統到底是什么,哪些是阻礙發展的,哪些也許是促進發展的,都不愿做具體分析。
    事實上,我們不可能主觀地在一夜間改頭換面成一個嶄新的“中國人”,與原有文化傳統完全隔絕。也不可能恢復到“三代”那個理想的境界之中,完全與現代世界上其他國家隔離,F代中國人是生活在現代而非古代,但是現代的中國人并非由太空降到現代。我們過去的歷史,不管我們想不想要它,都是永遠跟著我們的。研究現代中國人的行為必須考慮此現實,尊重傳統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位置。但是,這并不是“倡古”或“復古”。
    許多人誤認為用本土的思路去研究社會心理是回去走五四運動時的“中國本位”現代化路線,亦即不愿去對當前世界主流社會心理新趨勢——“全球化”作理解。其實,本土化的提出正是因為在我們試圖掙脫傳統時,傳統老是“尾大不掉”的跟隨著我們,才讓我們認識到脫離傳統地去研究中國人的社會心理是不切實際的。例如,大陸試圖打破大鍋飯制度已經十多年了,但是真正“多勞多得”的獎金制度仍然建立不起來。這可能說明是傳統根深蒂固的“平均主義”及“以人際和睦為首要價值”的思想仍在運作。唯有當我們對這些“傳統”思想在現代生活中的運作有了充分認識,我們才能想出真正改變這些傳統的可能途徑。從這個角度來看,本土化非但不是在“提倡”傳統,反而是試圖要尋求加速改變傳統的可能途徑。
    余英時(1982)曾批評由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現代化問題往往有“沒有時間性”的毛病。他認為,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化傳統本身也是在不斷地改變的。勞思光(1993)也曾指出,現代化既可視為是新元素如何變成傳統的過程,也可視為是文化傳統如何接受新沖擊而改變的過程。任何促使中國現代化的新元素,不管是內部產生的,還是由外界“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并不是與傳統呈“非你即我”的對立狀態,它們是使傳統再生更新的沖擊。從這個角度來看,現代化是傳統之重建。蒙培元(1992)曾指出,“只有立足于當代,從歷史意識、主體意識、開放意識和批判意識出發,積極對待傳統,理解傳統,才能實現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結合,也才能使民族精神之花結出現代化的豐碩之果”(第7頁)。這些具有真知灼見的學者的看法,都支持我們在思考現代化的問題時不能把傳統,亦即我們自身的“歷史/文化/社會”情境拋棄。這也正是我在此要提出現代化研究必須本土化的原因。
    本論文主旨就是在上述這個論點的基礎上,探討一個在現時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心理學工作者如何更有意義的來研究現代化這個問題及研究些什么問題。我將先簡單地回顧一下現有現代化研究的特點及缺失。然后再指出此類缺失是由于對現代化的概念未有理清所致。于是我提出一個新的研究現代化的思考架構,把傳統與現代化、全球化之間的關系加以澄清。在概念厘清后,我才進一步討論社會心理學工作者可以著手進行研究的方向。
       
     對過去現代化研究之檢討
 
   有關過去中國現代化問題的爭論及研究,已有許多專著做各種收編及總結(金耀基,1979;陳崧,1989;羅榮渠,1990;甘陽,1989a、1989b),我在此不能盡述。不過,他們大致是圍繞著以下四個主題來討論及爭辯的:1.現代化的終極狀態(目標),亦即“現代”應該是什么?2.他們應該與中國文化傳統存在什么關系,亦即如何現代“化”法?3.中國人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個別差異,亦即誰是“現代人”?4.我們要如何使中國的現代化早日完成,亦即如何改造中國人?下面我就此四個主題逐一加以評述。
    (一)“現代”應該是什么?
    現代化中的“化”是指一個變化過程,F代化本是由“非現代”變化成“現代”的過程,F代化論述之第一主題總是圍繞著什么是“現代”這個問題在打轉,亦即現代化到底是要“化”到什么樣子或狀態才算是“現代”的了。有好一陣子,爭論總是在于現代化是否應等同于“西化”。最近,則把“西化”改為“全球化”了。也就是說,現代化是要把中國“化”到與西方現代的情況一樣,或“化”到與目前部分學者對未來所憧憬的“世界村”一樣。
    稍有自尊的非西方國家對要“化”到與“西方”一樣這一論點自然采取否定的看法。大家共同認為西化除了是指把經濟提升到西方已發展國家的工業化水平之外,還指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體系。這當然是許多獨立國家所不愿也不能接受的終極狀態。中國提出在四大領域進行現代化(工業、農業、科技、商業),但堅持要推行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現代化,相信原因也在此。
    不管這終極目標是設在什么地方,最終是否能達到這個目標,并不只是說說就可以了。過去的討論好像總是認為說說之后人們就可以做到。這是中國人討論現代化問題最大的一個毛。重股,1988;余英時,1982)。要不要“西化”也不是說要就要,說不要就不要。我認為,實事求是地看,西方文化的入進是世界潮流,在各個非西方國家皆如此。即使現今在中國大陸許多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物質及精神文明的影響,而且有愈來愈甚的趨勢。那么不談西化,又如何可以反映現時的狀況呢?
    然而,這里指的“西化”或“全球化”是指受沖擊而變化的來源之一是西方的,并不是指中國現代化的終極狀態一定會和西方文化一樣,或與全世界其他文化一樣。我認為我們不需要否認現時西方物質及精神文明對全球其他地區的影響,因為這些西方國家確是目前最富強及最具權力支配別國的國家。其影響力正在滲入全球的每一個角落。然而,這個當前趨勢并不一定會使全球的各文化都“全球化”成為全球都一樣的文化整體。因為各文化雖然都在同一時間受到相當普遍性、全球性潮流的沖擊,各文化自己仍然有其自身產生改變的其他因由。更何況每一個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有其如何去接受或整合這些新潮流的獨特方法,而使每一個文化都即使受到相同的沖擊,也會有其“具有特色”的“現代”狀態(Friedrich,1977)。
    這個論點有待在下一個小節,當我對現代化這個概念本身在過去的被誤用及誤解做一些澄清之后,才會更加清晰。在這里我只想先指出,過去人們討論這個問題時,常把在現代化過程中刺激文化傳統做較大改變的新元素看成是其變化后之“現代”終極狀態。其實,我們都知道黃色加了藍色后是變為綠色,而非藍色。在這里,我們可以稱黃色為傳統,藍色是新元素,但混合變化之終極狀態卻是綠色。同樣的,我們不必否認受世界之主流趨勢的沖擊及影響,但也不必認定因此我們現代化后的“現代”就是“西方文明”或“全球一致”
    (二)如何現代“化”法?
    現代化要如何“化”呢?這個問題過去一直是在新、舊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才最好等問題上反復討論(陳崧,1989)。有關后者則在“中體西用”(沈壽康,1896)、“全盤西化”(陳序經,1929)、“中國本位”(王新命等,1935)、“西體中用”(李澤厚,1987)、“中外為體,中外為用”(周策縱,1993)等策略上絞盡腦汁(有關大陸在80年代在這方面所做的討論之總結,見陳來,1989;劉述先,1988、1989b等)。在這里現代化的過程被看成是只能用一種形式來進行改變不可。然而過去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受到外來刺激元素的沖擊時,許多這些新元素都曾經過一個依附于原有傳統的階段,然后再逐漸演變成傳統的一部分。而在依附的階段,這些新元素必須改變自身以求更能被接納。而傳統本身也不是老以等速在吸納新元素,它是在反復的放松及收緊過程中去容納或排斥新元素,并且在緊要關頭改變自己以適應新的環境需求。佛教之傳入中國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方立天,1987;張立文、徐蓀銘,1987)。而這兩者都是通過生活其中的人主動的去挑選、調適及整合而成的。所以主觀地、宏觀地去討論哪一種方式最好,并不能保證人們一定會用那種方式去進行“化”。
    總之,過去有關“化”的問題的探討,太過宏觀、主觀及單一化。因此,一直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社會心理學在現代化研究中所可能提供給哲學家及歷史學家作參考的資料正是“人”的各種適應及整合的可能途徑,亦即“化”的可能途徑。而且這些途徑可能是多元的、不等速的,它們是在同一時間在現代化過程中進行的。
    (三)誰是“現代人”?
      對社會心理學工作者而言,當然最感興趣的還是上述現代化研究中的第三個主題,有關誰是“現代人”的研究。在這方面,自從50年代掀起了對人的“現代性”的研究興趣之后,無論在概念上還是在方法上,都遭遇相當大的挑戰(Gusfield,1967、1968;Stephenson,1968;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所以有好一陣子,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寂靜下來。之后,社會學家逐漸用“社會變遷”取代了“現代化”這個名詞。而社會心理學家則根本完全放棄了研究這類問題,把興趣轉移到對個人內在基本社會心理歷程的研究(例如社會認知)。在這些研究里,一個重要的假設是這些基本歷程是不會因時因地而異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現代化的問題。
    為什么這方面的研究不能繼續下去呢?主要是因為研究者的主題始終是放在要找出什么是使一個人變成“現代”的心理素質(Inkeles,1966、1969)。這里一個基本假設是一個社會的現代化要靠其中生活的個人之現代化。而個人能否現代化,主要取決于其心理素質。這類研究的做法是先找到“現代性”最高的人,然后找出這些“最現代”的人具有什么心理素質。以為如果把這些心理素質組合到其他比較落后的人身上就可以使整個社會迅速地向現代化邁進了。那么什么樣的人是“最現代”的呢”?那就要取決于研究者對“現代”的定義了。前面提過“現代”可以是按一個抽象的理想而定的,也可以是按現實社會中正在沖擊其改變的新元素來定義。不管是用上述哪一種定義來界定“現代”,常見的研究方法是依即定的現代定義制成“現代性”量表(Smith & Inkeles,1966;楊國樞、瞿海源,1974)。凡在此量表上得分高者,亦即是具有符合“現代”的思想及價值信念者,就是“現代性”高的人,也是“現代人”之所專指。
    結果,不分中外,不管用什么量表,所謂“現代人”都是一種人(瞿海源、文崇一,1975;黃光國、楊國樞,1972):年紀比較輕,教育程度比較高,思想比較開放,信息來源比較多,媒體接觸比較頻繁的人!這樣的結果應該不會讓人特別驚訝吧!因為如果現代化是指傳統受外來新刺激元素沖擊之后的改變過程,那么,那些容易接收新信息的人自然最有可能成為“最現代”的人。
    然而,用這方法所找到的“現代人”,實在是太籠統了。他們是泛指那些在任何場合、任何時間,針對任何問題都走在“新”的尖端的“先進分子”。對他們進一步的了解可能會發現,他們也并不完全一樣。他們接受“新”的原因及方法可能也不同。有些人求新可能是為了“標新立異”,讓人側目,覺得很“出風頭”(例如現在北京一些穿著出奇時髦的女士)。有的則可能為“反傳統”而求變(例如多數的大學生)。另一些人則可能為針砭時弊而求新(例如一些社會思想家)。我們雖然還未做過研究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不過可想而知,這些為不同目的而求“新”的人,在接納“新”時所采取的途徑可能不同。例如,“標新立異”及“反傳統”兩族可能會以“全盤西化”的方式,而“針砭時弊”族則有可能采取“取長補短”的方式。
    以上所想指出的是,我們目前對“現代人”的研究尚不夠深入,始終停留在表皮,只研究了那一批現代性最高的“現代人”是誰。其實,我認為更值得研究的是這種現代人到底還可細分為多少不同種類,以及他們各以什么方式接納新元素、如何整合新元素及舊有的傳統。近年來,已有學者注意到現代人并不一定是指那些拋棄傳統的人,而有“傳統性”量表的出現(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雖然,許多用“傳統性”量表的研究都顯示“傳統人”是那些年紀大、教育程度低、思想比較保守、職業位置比較低、信息流通低者,不過至少這一量表的出現讓我們可以將生活在“現代”的人分為四種(現代但不傳統、亦現代亦傳統、不現代但也不傳統、不現代但很傳統),而不只是兩種(現代與非現代)。想必他們各自融合傳統與新元素的方式均不相同。
    這些有關“現代人”的研究也間接地促成了現代化研究的另一個普遍缺陷,那就是忽略了一個社會之現代化,除了靠這些“先進分子”之外,還須靠絕大多數的人跟進才行。而這些大多數人中,有的很容易被說服去跟進,我們可以稱他們是“緊跟分子”,有些則可能屬“落后分子”,要用強拖死拉才會跟進。還有一些可能是“頑固分子”,就是不肯跟進。而在某一時間的切面,這四大類人應該是同時存在的,而他們都應該是“現代”人的一部分。這些不同類型人的現代化過程可能不只是時間上的差別,他們可能在整合傳統及新元素之方式上也有其獨特之處,而這些獨特之處可能可以更進一步追溯到其他心理素質的不同。那么,現在學者從他們所專注研究的那一類“現代人”(亦即“先進分子”)身上所找到的心理零件,是不是在裝在普通大眾身上時也能使另類的“現代”人現代化,就成為一個問題了。
    我這里試圖說明的是,“現代人”的研究不應只研究現代性高的那一小撮人,特別是集中去研究像大學生這樣一個正值“反傳統”年齡,為“反傳統”而可以接受任何新東西的族群。我們還應該研究的是那些蕓蕓大眾,因為他們才代表某一時間切面的“現
代”之現狀或平均數及整個社會文化傳統改變的大方向。因此,我認為過去社會心理學有關“現代人”的研究只集中在探究“最現代”的人是誰,而沒有注意到許多其他種類的“現代”人也都在或快或慢地進行改變,是在概念上的一項缺失。
    (四)如何改造中國人?
    過去現代化研究的第四個主題是有關如何改造中國人使我們可以迅速地達到現代化的目標。一些學者在沉痛地指出中國人贏弱的“病根”之后,常常開下了一劑劑的“藥方”(溫元凱,1986;溫元凱、余明陽,1986)。在這些“藥方”不被采納或醫治無效時,又常常痛斥病人不聽話。然而,任何一個好醫生都知道,藥方必須依病人特殊的體質及當時的現狀來開,F代化的醫生往往罔顧這一基本原則,忽略了中國人是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長成的,現代化的藥方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去調話,才可“病愈”。這里,再次讓我們看到過去有關現代化的研究及討論的主要問題是不能把“應然”與“實然”分開。
    現代化是在多方面、多種人身上,以不等速在進行之中。例如,只要新的東西可以帶來更多生活上的舒適,在物質的層次,通,F代化得很快。例如,我在邊遠的呼和浩特可以買到歐美最先進的洗發水及化妝品。在制度的層次,表面上可以做到“有樣學樣”的地步。但制度背后通常是有一整套的基本理念為依據的,而這些理念又常是依一個文化對一些事物所持有的世界觀而形成的。對這些價值及信念基礎的認識及認可卻又需要一個長時間的學習及培養,因此制度上的現代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例如,我們在大陸常見到一個新蓋好的幾星級的現代旅館,在一年內已變成一個骯臟、混亂、吵鬧的場地。我想這是因為我們過去將旅館視為歇腳、睡覺、吃飯的場地—理念與把旅館看成是休閑、享受、娛樂的場地之現代新概念可稱是背道而馳的。這樣,如果我們不改變對旅館的價值與信念,再現代的建筑很快也要變得“落后”了。
    所以我們一方面說現代化是多方面、多種人、以不等速在進行中,另一面也看到“配套”的重要性。在物質、制度及理念上必須有某種程度的協調才能使中國真正走向所預想的“現代”。而在這三者之中,又以理念層次的改變最為困難,因為它是傳統及慣性影響最深的層次(Kahl,1968)。而前面那些現代化醫生所試圖改造的正是在此一層次。他們只提出了改造后的美景,卻沒有提到如何可以達到此美景。
    我們社會心理學者的工作正是在此可以提供個人在價值、信念及態度等理念層次改變的可能途徑及指出其局限性。讓我們認識到“人”在現代化過程中并不只是一個可被改變的對象,他本身有主動性去挑選改變的能力,也有其局限性而不可能完全無條件接受任意加諸的改變。而這個局限性除了包括生理的之外,其過去生活的經驗及歷史(亦即其所持用的傳統)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在思考加速改造中國人時,不能不在自身特定的“文化/社會/歷史”情況下去探討,否則只能是空談。
    總結以上對現代化研究及論述的重點回顧,我們可以說它們大都在幾個問題上陷入了糾纏不清的困境。我大致把這些問題分為五個:1.現代化是不是要把傳統丟掉?2.現代化是否等同于西化?3.現代化是不是全球化?4.現代化是指個人還是集體?5.現代化是指應然還是實然?我個人的意見是,在這些問題討論之所以會陷入困境,主要起源于大家對現代化這一概念本身的認識模糊不清,或存有誤解。因此要試圖開解這些困境,首先必須把現代化這個概念做一番重新思考,把它與相關概念之關系加以澄清及整理,之后再根據澄清后的現代化概念來看看現有困境產生之癥結。
 
            現代化概念之重新思考
 
   首先,我想我必須把在本文前面所用的現代化一詞的涵義簡單述說一下。在這里,“現代化”一詞可分廣義及狹義兩種。廣義的是指一個社會,一個文化或一個人從任何一個時間點(t1)至下一個時間點(t2)所作的改變過程。在前一個時間點上此文化、社會或個人的狀態可通稱為“過去”或“傳統”,而它們在后一個時間點的狀態通稱為“現代”。這兩個時間點的距離可以是一秒鐘,也可以是一世紀。而此后一個時間點的狀態,相對于再下一個時間點而言卻是“傳統”。
    根據這樣的一個對現代化的定義,我們可以說時時刻刻都在現代化,因此也不存在“要不要”現代化的問題。只要時間在流動,現代化就在進行中。在這廣義的現代化概念中,“終極狀態”這個概念并無意義。因為任何狀態皆是依時間而定的,而時間是一直持續沒有終極點的。    對社會科學家而言,比較有研究價值的現代化過程,當然是當t1與t2之間發生巨大變化,而致使t1與t2的狀態形成巨大差異的時候。兩者的這個差異通常是因為t1的“傳統”受到一些“新元素”的刺激及沖擊所引發而產生的。因此狹義的現代化是專指在兩個特定時間之內,由于受到一種特定的新元素的刺激而使t1點的狀態變為t2點的狀態的過程。有些時候,這種狹義的現代化的t1及t2點均為過去,因此其t2點的狀態是可以名狀的。這樣,這一種特殊的現代化又可稱之為XX化,而XX即是t2時的狀態。例如,西方19世紀末葉由產業革命所帶來的巨變,到20世紀中已給西方國家帶來了高速工業發展、資本主義及個人主義。因此西方社會科學家通稱他們這一個時段的發展為他們的“現代化”;這個現代化亦可稱為是工業化、資本主義化及個人主義化。

    值得注意的是,狹義的現代化是由社會科學家按自己的理論及觀點自行擬定的,因此對于t1及t2兩時間點的確認,及在這兩個時間內的“傳統”狀態、“新元素”及“現代”狀態到底是什么都可以是見仁見智、付諸爭論的。例如,上述西方社會科學家所界定的“現代化”,大部分學者共同認為始于19世紀末葉,是受產業革命的沖擊,但對于此現代化是否已經結束則爭論不息。有些學者認為西方現在已由這個特定“現代化”時期,進入另一個新的,叫“后現代”的“現代化”時期,至于“后現代”這個終極狀態到底是什么卻又爭論不息。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西方現在仍在前一個“現代化”時期,根本沒有進入什么“后現代”階段,因此其終極狀態并沒有停留在資本主義及個人主義,而是仍然在發展改變之中(見Giddens,1990)。
    這些爭論非本文主要想談的,故姑且不論。這里只是指出這種歷史的現代化是狹義的現代化的一種,在論及它時,必須把其時段(t1及t2)、傳統狀態、新元素及現代狀態描述清楚,才不會在一片“現代化”吶喊聲中進入混戰。
    另一種狹義的現代化是指正在進行中的現代化,亦即大家對其t1始點有多少共識,其新元素也通常有目共睹,但因這個新元素的沖擊是正在進行中,所以其t2時間點是在未來的什么時間及其終極狀態會是什么則很難說,是未知數。目前在全球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所進行的現代化可說是屬于此一類。這些現代化皆有其自身不同的t1時間點,不過大致都在20世紀初、中葉,沖擊它們的“傳統”進行改革的新元素,一方面是西方的物質及精神文明,透過媒體擴散,權力膨脹,在刺激、改變這些國家;另一方面是當地執政者對某些設想的終極狀態(例如民主、科學)的大力鼓吹及推動。至于其t2在什么時間及其所預想的“現代”終極狀態會不會呈現,則不得而知,所以在這種現代化中,所帶來刺激的新元素,充其量只能說是終極“目標”,而不能說是終極狀態。這類現代化有時也被稱為是“西化”或“民主化”、“科學化”,主要是指這些新元素是想要達成之終極目標,并非指未來一定可以達到“與西方文明一樣”或“民主”、“科學”的狀態。這是應然與實然的差別。
    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正在各發展中國家里進行中的“現代化”與西方歷史的“現代化”是不同的。前者的現代化是受刺激于外來的力量如西方文化的入進,或本國人之要求借外援以富強自己,而西方的現代化則是由內部工業的發展而自然引發的。而且,前者其終極目標是應然,而后者之終極狀態是實然。同時由于目前各發展中國家所正在進行的現代化都有不同的“傳統”,而且其融合“新元素”的途徑也不盡相同,因而其現代化所走的道路也會不同。所以我們可以把中國人正在進行的現代化稱之為中國的現代化,以區別于西方的或其他國家的現代化。
    總而言之,在這一新思考架構中,現代化被看成是一個有時間性的概念,由四個主要的元素構成是:代表“過去”的“傳統”狀態(簡稱“傳統”),代表當前沖擊“傳統”的“新元素”(簡稱“新元素”),代表已達到的沖擊結果的“現代”狀態(簡稱“終極狀態”)及代表預想在未來達成的現代化目標(簡稱“終極目標”)。唯有當我們認請了這四個元素之間的關系,但又不相互混用時,我們才能擺脫前述的困境。
 
 開解現代化研究的困境
 
 依據對此一“現代化”概念的重新思考,并理清了與“現代化”有關的一些概念之間的關系,以及分辨了“中國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不同之后,下面讓我們來看看過去有關中國現代化的討論及研究所經常陷入困境的那五個問題如何可以獲得解決。
    (一)現代化是不是把傳統丟掉?
    過去在我們談論現代化時,爭論是不是要把傳統丟掉。根據以上對現代化定義的澄清,我們看到這個爭論是無謂的,是對“傳統”、刺激其變化的“新元素”及變化后的“現代”狀態等三個概念的混淆,總認為帶給“傳統”刺激的“新元素”,例如西方思想,就是“現代”。那么,現代化就是完全放棄“傳統”,而完全接受那些“新元素”。其實“新元素”只是影響我們由“傳統”走向“現代化”的刺激中介。但是,“現代”在受到它的影響下會變成什么樣子,正是我們要研究的,而不是已經知曉的。
    根據前文對“傳統”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它是不能被丟掉的,它只可以被改變。這樣,傳統就不是一成不變的死東西,文化成員在繼承之時也會以其自身特別的思維方式來迎接新沖擊,并對傳統做出選擇及修訂,使其自身產生創造性的轉變及再生。與其把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不如把“現代”本身看成是包括“傳統”或是改變過的“傳統”。那么現代化的過程可以從兩方面來探研:1.傳統本身,接觸新元素后,演變成下一個時間點的現代;2.新元素搖身變成為下一個時間點的傳統的一部分。
    (二)“現代化”是不是等同于“西化”?
    根據以上對現代化概念的澄清,我們可以看到,過去“西化”的爭論都是出于對“現代化”的另一個誤解,認為我們研究現代化必須從決定“現代”這個東西是什么來下手,再做“有目標的”現代化(勞思光,1993),亦即從訂下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是什么來著手。前面說過,過去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上,大家爭論了一百年仍然沒有進展。一般人在去了一趟歐美,回來談現代化的“現代”就是指要把中國變成像那些“進步”國家一樣的有高樓大廈、私家車、游泳池。另一些民族意識比較高的,在談“現代”就是指要中國“富強壯大”,不再被外國人欺負。比較稍有社會科學知識的人,則把現代化當成工業化,把西方工業化后的社會狀態看成是中國將來“現代”的樣板。前面對“現代化”的澄清,讓我們看到正在進行中的現代化其終極狀態是預料不到的,所提前訂下的目標是刺激其改變的“新元素”而已。而其未來的終極狀態取決于許多其他與文化或非文化相關的因素。
    早期的西方社會科學家對其他國家現代化的研究也是犯了把終極目標當為終極狀態的毛病。當時研究旨趣主要在于如何使世界其他各落后地區變成像先進國家一樣的“現代”。因此現代化是等同于西化。在這些研究中他們對“傳統”沒有什么太大興趣,但對現代化之后的“現代”卻有相當明確的想法。“現代”就是“西方文明”。因為依據西方文化自己的現代化過程,是產業革命之后的一個逐漸經由工業化,走向資本主義及個人主義的道路。這條道路既然使他們富強起來,想必也是其他落后國家必須走的富強道路。他們給這些落后國家的藥方是:放棄傳統,改頭換面,變成與西方人一樣的“現代人”。
    晚近港、臺學者大受韋伯(Weber)理論的影響,把基督教精神看成是使西方現代化的動力,依此,努力來尋找過去十多年亞洲經濟起飛的類似“基督教精神”的動力,甚至把“儒家精神”硬套在“基督教精神”的框架來比較,都是緣于同樣的誤解,把西化的“終極狀態”當做為自己發展的“終極目標”,而且認為只有一個“傳統”及一個整合途徑可以使之達到此一共同的“現代”之結果。
    在前小節中,我們分辨了西方已發展國家的現代化與我們發展中國家目前所面臨的現代的不同之后,我想我們已清楚地看到如果以如何達到另一個文化已達到的某一“終極狀態”為自己目前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恐怕也不會讓我們在未來得到與他們的“終極狀態”相似的結果。因為對另外一個文化一百多年前成功地現代化所需的“時代精神”,未必會在一百多年后在自己的文化中也有。即使有,它也未必會是促成改變的動力,因此也不見得會得到與彼文化相同的現代化結果。因此,如果我們放棄對終極狀態的關注與追求,以現代化的過程中比較抓得住的“傳統”及影響傳統改變的“新元素”為研究主題,來看這兩者是采取什么樣的方式來整合我們的“現時的”狀態,則可能更會有成果。
   (三)現代化是不是全球化?
    在現代化研究中,另一個相當引起爭論的問題就是有關“全球化”的問題(Karsh & Cole,1968;Sampson,1989;Yang,1988;金吾倫,1992)。許多人認為由于工業化及商業化是目前大勢所趨;全世界交通四通八達,大家相互觀摩學習的機會很多;加上大眾媒體在世界各個角落被接受,文化的差異會越來越小,現代化的終極狀態因此會越來越接近。那么,在未來的一個t2時間點,現代化的終極狀態就會是“全球一致”,而這個現代化就是全球化了。既然有這樣的可能,我們可以無須去注意現代化中所顯現的文化差異,因此也不必擔心本土化的問題了。這個論點可以說又是一個將“終極狀態”與“新元素”相互混淆的謬誤。我認為“全球化”是指我們在接受新元素的沖擊上有全球一致性的趨勢,而非指全球現代化終極狀態的一致性。當然我這里并不是說,黃色的水在經過千萬次與藍色的水混合之后不會變成藍色。但是以人類文化變遷之緩慢來看,這個可能性在非常極遙遠的將來。我們自然不能因為這一遙遠的可能性而放棄所有現時對現代化的研究。更何況,在現代化研究中要不要考慮“傳統”及文化差異,跟本與此“全球化”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
    目前對于“全球化”這一概念尚有另外一個理解。那就是,全世界由于交通、通訊的發達已變得愈來愈相互依賴了。大陸原料可能在香港設計,墨西哥制造,美國銷售。因此,各個國家彼此相互連成一體,全球化并非指“全球一致”,而是指“全球一體”。桑普森(Sampson,1989)指出正是因為這個“全球一體”的趨勢,西方國家的人們不應再持有過去“自足式”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因為“全球一體”下的人們必須要具有“包容性”的集體概念才能在那個環境中適應生存。從這個觀點來看“全球化”,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非但不會走向“全球一致”的西化,反而會走向一個各國相互了解、互相尊重及包容他人的多元文化的終極狀態。那么,“全球化”與要研究文化差異就非但不是背道而馳的事,反而是相輔相成的事。
    (四)現代化是指集體還是個人?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有關中國人現代化的研究,還有一個經常讓人混淆的現象,那就是,大家討論問題的層次不同。有些人在討論時以集體層次的文化做為討論單位,而另一些人則集中在討論個人層次的現代化。例如在論“中國”要不要民主、科學,“中國人”要不要放棄儒家倫理時,論者的“中國”及“中國人”都是指集體。論者很少想到中國人也是“個體”,有其個別差異,現代化也是一個逐漸由個人現代化累積而成的社會現象。而個人在現代化進程中有快也有慢,因此在一個文化的集體層次上來看現代化是一個漸進,而且并不一定是一個永遠前進的過程。對這個整體過程的了解必然對其中個人的現代化有相當的了解。
    再者,社會心理學家往往把整個文化的現代化看成是個人現代化的總和或結果。因此他們的興趣主要是集中在要了解在現代化方面為什么有個別差異。這些個別差異因何而來,有什么心理適應后果。他們對那些最先接觸新元素的“先進分子”及那些最遲接受的“落后分子”到底是誰很感興趣,也熱衷于用測量工具去找出這些人來。然而,要了解由這些工具所測得分數之意義,必須要放在整體文化現代化的大氣候下來看才有意義。不然,個人所測的現代性,很難加以定位。更何況,在大氣候迅速改變的情況,例如中國現時的情況,這些研究工具也必須經年更換,不然原來用來測量現代性的,可能很快就變成測量傳統性的了。這樣當然就更談不上個人在現代社會的適應問題了。
    以上的討論試圖說明,在了解集體層次的現代化時似乎不可忽略個人的經驗及局限性,而在了解個人層次的現代化時,又不能不放在集體層次的大框架下去尋求意義。這樣才能把現代化的問題研究透徹。
    (五)現代化是指實然還是指應然?
    在過去討論中國人現代化的研究中,除了少數心理學工作者之外,絕大多數論者把討論放在對現代化的級極目標“應該”是什么這個題目上,例如,中國人應該“全盤西化”、“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但是,很少有人會問:到底中國人實際上能否朝著這些遠大的目標走呢?這顯示了把“應然”與“實然”混為一談或把“實然”避之不談的現象。勞思光(1993)曾指出,在討論中國文化的出路時,我們最好把敘述與價值分開,也把“有目標的發展”與“自然的發展”分開來,也就是要把理想的與實際的分開。我認為這是非常必要的。同時,我也非常贊成余英時(1982)所說的,我們現在不要再“臨淵羨魚”,而要去“退而結網”才是。“應然”是容易說的,但是“實然”能不能做到及要如何去做就不能只是憑空說說就算數,必須要有實證的基礎。
    我認為要研究個人在實際生活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改變,可以采取兩個途徑。其一是先就在集體層次及在應然的層次,對大家共同理解的文化“傳統”與外來之“新元素”加以確認。從而找出它們兩者之間沖擊的癥結所在,然后再降到日常生活的層次去看這些沖擊可能帶來什么改變,產生了什么樣的矛盾,什么問題。繼之再在這個基礎上,去實際觀察個人如何去適應(選擇、排斥、融合、調適等),這樣才知實然會是什么樣的。其二是由現時社會中所產生的一些矛盾問題及現象著手,去看它們反映了什么“傳統”與“新元素”的沖擊及所產生的問題。然后再從個人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去看中國人如何整合“傳統”與“新元素”,使之成為“現在”。
 
            研究現代化的新進路
 
    從以上對過去現代化研究特點的總結,我認為社會心理學工作者可以用一些新的思路來思考如何進行現代化的研究。
    (一)不把傳統看成是一成不變的,現代看成是傳統的延續及演變。這個延續及演變過程包括包容、引收、重組、排斥及整合等,而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重點應該放在個人如何進行這個延續及演變的“過程”而非結果。
    (二)放棄尋求“現代”這個遠在未來捉摸不定的概念,把精力集中在了解可抓得住的、有關文化傳統本身是什么及外來新元素有哪些。從對以上兩者在集體層次的了解,我們可以進而去看個人在實際操作日常生活時所必須面對的具體新、舊沖擊。從而進一步找出哪些外來元素是:1.可以及會以什么形式被接納進入文化傳統之中,無須造成個人價值、信念及態度的重大改變(舊瓶裝新酒);2.看看哪些文化傳統元素是可以及以什么方式改變以圖把新元素包容下來(新瓶裝舊酒);3.再看看在遇到文化傳統與新元素有不可消解的沖突時,個人將采取什么方法來化解沖突。
    (三)認識到中國人有自己化解沖突的方法,因此即使面對“全球化”的沖擊,也會走出不同的現代化道路,林毓生(1988)曾指出近百年來中國人的現代化爭論,雖然是以否定傳統為主流,但其反傳統的方式卻是相當傳統的?偨Y中國人在現代化這個問題上的慣性思維方式不外有二。其中之一是傾向于“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經常試圖不切實際地以空理想,甚至夢想來解決實際問題,或傾向于以一個主義替換另一個主義,沒有考慮具體情況及實際可行性的習慣。其二是整體思維,以為中國的問題可以用四個字或八個字“一網打盡”,問題的原因可以用四個或八個字“一針見血”,解決辦法也可以用四個字或八個字“一筆勾銷”。從這樣的一個論點去看,我們似乎不能排除中國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也是依中國人自己的思維方式在那里進行更新的可能性。所以更深入去研究中國人的現代化,可能還必須走進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中去探索。
    (四)理解到一個文化在現代化中,牽涉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步伐在向前邁進,甚至有些人及有些方面一直在原地踏步。因此,社會心理學工作者,在探討現代化過程中新舊交替的可能途徑時,可能要:1.多元化,不只是宏觀的去把現代化看成是一個整體的過程,而是把它看成是在多方面,多種不同人身上,進行不等速改變的各種進程;2.特殊化,要集中精力在較小的領域(例如男女平等)針對個別族群(例如男性)進行深入探研,找出其不能快速進行平等化的原因及可能進行的途徑;3.具體化,從實際現象及問題出發,不要老在抽象的層次看病、開藥方。    (五)社會心理學工作者的主要研究課題,可以集中在對中國人價值、信念及態度體系的了解,及對改變這些體系的可行途徑的探研。從而協助把現代化的研究由應然拉回到實然的層次。另外,研究個人對改變的心理承受力及適應問題也將對中國當前的現代化做出貢獻。
          具體應該研究些什么題目?
    有了以上研究現代化的新進路之后,下面再讓我談一下要研究些什么具體的題目。我將它們分成宏觀的及微觀的兩大類。
    (一)宏觀現代化調查
    雖然社會心理學對現代化的研究興趣主要是集中在微觀的層次上了解個人的心理改變歷程,但是前面已經屢次提到集體層次的大環境對研究個人現代化是重要的。因此我們應該與其他領域學者如社會學家及人類學家合作,對中國社會這個大環境作一個整體的認識。在這里,我認為至少有三類的宏觀研究是值得我們去做的。
    1.對文化傳統與新沖擊元素的確認
    前面已經舉出理由說明,現代化的研究與其把重心放在爭論未來的現代狀態會是什么,倒不如把精力放在對文化傳統與新沖擊元素的性質之確認及其可能進行整合的途徑上。研究的方法可以是用一般調查及深入訪談法,深入了解個人在處理日常生活中,現代化到底帶來了什么矛盾及困難。例如,有關孝道的價值變遷。我們從過去有關孝道困境的研究中發現,被訪者都不否定孝這個價值,但苦惱的是在現代的生活中,無法像過去一樣的盡孝道。從這里我們看到孝道本身仍然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重要的價值,問題是要重新界定孝是什么,要怎么做才算盡了道。這個價值的現代化可能要走的是我們前面講的“新瓶裝舊酒”的途徑。
    另一個值得確認的例子是當面對全球化的大趨勢,全人類對“人”的概念都需要及將會做相應的改變這一形勢(Sampson,1989;金吾倫,1992)。中國人在這方面所需要及將會做的調整恐怕跟桑普森所指,西方人必須由“自足式個人主義”到“包容性的個人主義”的改變不一定相同。對中國人而言,包容性正是儒家傳統精神之所在,所以在這方面已相當足夠。但是,在開放性方面卻有不足(蒙培元,1992)。如何主動開放,由“一元性”走向“多元性”,可能會是要我們采用“舊瓶裝新酒”的改變途徑了。
    總之,類似這樣宏觀的確認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尋求值得進行的微觀研究題材,也可以幫助我們看到自己的研究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的意義,因此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基礎研究。
    2.具體考察一個新元素入進之過程
    具體對某一個新元素的進入一個社會單位(例如一個村莊、一個家庭或一個學校)的過程做一個詳細的參與觀察或考察。從而了解到新元素被吸收、接納或排斥等宏觀的過程,包括廣度、深度及速度,并從中了解到哪些人是先驅者,哪些人是跟隨者,有關信息是如何進行流通,個人是如何被吸引去接觸及吸收新元素。更重要的是了解到中國現代化過程的特點及其中所出現的特殊問題。例如,鄉村的婚禮如何由“照個相訂終身”,到五六年前的“三個輪子九條腿”,到現在的“中、港、臺婚禮習俗大匯演”。中國人傳統的“節儉”美德去了哪里?還是中國人向來就有“炫耀”的欲念”?兩者之間的關系何在?在現代化過程中,兩者又如何運作?
    3.對一些具體社會問題的研究
    從具體對一些社會問題的了解,追究背后最基本的新、舊價值矛盾的產生。例如,新加坡最近的一個熱門話題是自從李光耀總理提出男女受教機會平等之后,許多女性因教育程度太高,而有嫁不出去的困境。這里顯示像西方學來的男女生平等概念,雖然在受教育層次得到接納,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男女不平等觀念,令男人不敢、不愿意娶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的女性。這令李光耀感慨地說他當初應該花多一些資源在教育男子及其他們的父母親身上,促使他們接受平等觀念才對。這個社會問題顯示傳統是多方面的,其現代化的速度并不相同,使相矛盾的傳統及新觀念在一個社會并存,往往是帶來社會問題的原因。從這里,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去探討那些肯娶比自己學問好的女子的男性,他們在價值、信念及態度上如何去處理這個“傳統”與“新元素”的沖突。
    (二)微觀現代化研究  
  1.對各價值信念改變的探研
    前面已經說過,在中國,目前的現代化是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的。1949年之后社會主義是治國的主導思想,10年文革造成一些相當深遠的心理影響,改革開放以后,許多新的元素都在同一時間涌進而非漸進,加上世界政、經主導潮流的巨變使像中國這個正在開放中的國家也身不由己的不得不變。這種獨特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使大陸人民在現代化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特有的矛盾及沖突。
    在遇到一些與原有傳統價值體系背道而馳的新元素時,個人如何對自己原有體系進行重整,是研究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環節。例如,我在進行一個非正式的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中國人,包括那些深受西方教育及西方思潮影響,并在其他領域都持相當開放態度的人,對殺人的兇手還要給予“人權”的保護或有“免于一死”的法律保障這一“西方式”的人權觀念頗不能接受,覺得不可思議。這里,西方“人權”的概念顯然與中國人的“只有義務,不講權利”或“先盡義務,才享權利”的人權觀念大相徑庭。像這一類的價值沖突,在西方國家以經濟優勢逼使我們就范于他們的“人權”觀的今日,會對中國人的人權觀有什么影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而且值得研究的現代化問題。
    2.對不同類型的現代人的心理研究
    前面提過,這些在現代化過程中,接受新元素的廣、深、速度不同的群族可能各自有其不同的現代化的進程及接受新元素的理由和方法,值得分開來研究。另外,在同一個時段里,這些不同群族如何相處、如何自視及視他人,應該是一個相當重要有趣的社會心理研究課題,對維持社會穩定應該會作出貢獻。例如在現時“向錢看齊”的熱潮中,在一個村子里有錢的、沒錢的,羨慕的、眼紅的如何自處及彼此相處,就是一個相當需待解決的問題。
    3.現代人心理適應的研究
    前面提出社會變遷太快,各方面的現代化“不配套”都使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感到迷惑、焦慮及壓力(Inkeles & Smith,1976)。這些壓力不但會影響我們現代化的進程,同時也會產生社會問題,是值得社會心理學工作者特別注意的。其實就是那些所謂的走在時代前端的“現代人”(亦即我所指的“先進分子”),他們在一個“槍打出頭鳥”的社會里,一定也不是生活得很舒服的,他們一定也有他們的適應問題。
    就以知識分子是否要“下海”一事為例,以我個人經驗而言,就有不少知識分子向我表示,他們一方面對目前社會的“向錢看齊”感到無比的痛恨,因為在此之際,“知識”如果不能變成收入就被看不起;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規律已在社會上普遍流行,而自己正是那批因為無錢而無法改善自己生活的“落后分子”。這種看了自己不能適應新的社會潮流的無力感,常產生對現實生活的不滿,無法專心從事現有工作,不能調適自己去處理新型的人際關系典型,甚至可能導致與外界隔絕的危險。這些心理適應問題,想必不只是在知識分子族群中才有。那么,設法了解及協助解決這些問題應是社會心理學家不容忽視的研究課題。
    4.跨地區現代化研究
    在有共同傳統文化基礎的幾個現代華人社會中,由于它們的政治、經濟及發展歷史不同,其在現代化過程中之價值整合及心理適應的問題自然也會有不同。許多學者鑒之而得到的結論:在時間上,比大陸進行現代化較早的港、臺經驗不能照抄。這一點我完全同意。大陸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政經體制及10年文革、20年的改革經驗都不是港、臺社會所經歷過的。所以大陸學者要研究本地的現代化就必須要“本土化”,把這些特殊的歷史軌跡放在研究思考之中。
    不過,這并不表示兩岸三地不可以做比較研究。這種比較可以讓我們看清楚華人何以之會成為華人及華人社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可以及可能有什么樣改變的可能性(Tsai,1986;Yang,1988)。這不正是一個研究“傳統”與“現代”整合最好的實驗場嗎?例如,香港社會因受殖民教育的薰陶,國家民族觀念不強,在意識形態上并不認同中國文化,但是他們在日常生活的實際操作卻比其他華人社會更“中國化”。反觀新加坡華人社會則又是另一番景象。雖然新加坡提倡以儒家價值觀治國,新加坡華人也較認同中國文化,但在他們日常生活操作中卻較其他華人社會“西化”得多。這些現象,如被進一步確認,就正說明現代化是在不同的華人社會各以其自身“文化/社會/歷史”所塑造的、獨特的整合方式在演變之中。
    又如,中國從1980年初開始實施“一胎化”的政策。這個政策將在不久的將來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結構及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獨生子女”在心理上的特征對整個“中國人”性格之改變當然是我們心理學家最關注的問題。由于臺、港并未實行此政策(雖然過去也有過節育的號召,不過晚近港、臺已到了鼓勵生育的階段,而新加坡更有鼓勵優生的政策出現),四地區下一代子女性格的比較研究將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工作。
    再如,現時在大陸進行改革開放,“臺獨”思潮涌現,香港回歸祖國懷抱之際,三地人民如何看待自己及確認自己的身份,亦即如何以一個“華人”來看待自己,將是另一個相當具有時代意義的現代化研究題材。
    5.中國人特有思維方式之研究
    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所會走的現代化道路。這一點前面已經充分說明,在此不贅述。在這里只想指出幾個例子說明有關這部分的研究現已開拓了幾條的進路。例如,成中英(1986)曾指出中國人對和諧與沖突在哲學上有其獨特的看法,他所提出的“和諧化的辯證觀”有可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人處理沖突的特殊方法,從而讓我們看到中國人會如何整合“傳統”與“新元素”。黃曬莉(1995)最近對人際沖突解決模式的研究就是受到成氏理論之啟發。又如,文崇一(1986)從社會學及歷史的角度提出中國人對變遷看法的模式,也可以提供我們靈感去探討中國人在現代化過程中可能遵循的變遷軌跡。晚近一些本土心理研究對思維方式的探討(楊國樞,1997),將來也可能會給探討如何整合“傳統”與“新元素”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可行的進路。楊中芳與趙志裕(1997)有關中庸之道的研究就是在朝這個方向探進。
            總結
    本文試圖說明目前現代化的研究急需本土化,亦即急需把自己的文化傳統及時間的觀念放在其思考架構之中,F代化是一個進程,它不可能脫離傳統及歷史而獨立。而且,即使世界各文化在現代化中所迎接的新沖擊是相同的,它們也會以其文化所獨有的方式來因應這些新元素,以致產生不同的現代化結果。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一致”化,而是“多元一體”化,因此中國的現代化仍然需要在自身文化傳統的基礎上來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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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溫元凱,1986,“現代化與中國國民性改造”,《人的革命:中國現代化中的思想與文化問題》,香港,12月18~21日。
    21  溫元凱、余明陽,1986,“現代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潛結構’的改造”,《人的革命:中國現代化中的思想與文化問題》,香港,12月18~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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