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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的阿尼瑪情結及其啟示
2012-10-26 15:25:55   來源:轉貼   評論:0 點擊:

在分析心理學理論中,阿尼瑪(anima)由榮格首次發現并命名,一般指男人心目中的女性形象
 齊亞玲
 

在分析心理學理論中,阿尼瑪(anima)由榮格首次發現并命名,一般指男人心目中的女性形象。
阿尼瑪原型的發現,與榮格生命中最重要的幾個女人緊密相關,而且對榮格的人生影響巨大。榮格說:“由于(阿尼瑪)這一形象是潛意識的,因此它總是潛意識地給一個人勾勒出所愛的人的形象,也是情感上產生好惡的原因。”(《人格的發展》,榮格全集,第17卷,第198頁)。很難說阿尼瑪原型的形成過程中,來自于集體無意識的遺傳和后天影響的比例各占多少,不過從榮格的成長經歷來看,這一原型的后天作用似乎也很大。

榮格的阿尼瑪情結,彰顯了榮格作為一個人的偉大與局限。

一、家庭生活中對榮格最具影響力的三個女人

1、母親:雙性阿尼瑪

由于父母婚姻的不順遂,家中氣氛壓抑,榮格的童年記憶里常常有很多恐懼、焦慮的夢,“我覺得這里面有一種內在的心理因素:房內的空氣開始變得無法呼吸了。”(《榮格自傳》第13頁,劉國彬 楊德友譯)。那時候的小榮格,蒼白瘦弱,敏感,膽小羞怯,易受傷害,孤獨孤僻,郁郁寡歡,自卑感強:“說到底,我從來就沒有自信過……我往往認為自己是個墮落而又遠遠不如他人的人。”(《榮格自傳》第30頁,劉國彬 楊德友譯)。另一方面,或許因為出身于宗教氣氛濃郁的牧師家庭(榮格的家族中,父親及八個叔叔都是牧師),從一開始,榮格就感覺自己命中注定是被上帝賦予職責、執行上帝意志的人:“我被責成去干上帝去干的事而不是去干我想干的事,這給予了我力量,使我敢于自行其是。”(《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第36頁,劉國彬 楊德友譯)。這種上帝情結,當然也是對內心虛弱的高度補償。反差如此巨大的矛盾性格,貫穿了榮格的一生。而這一點,與榮格母親的影響息息相關。

榮格回憶中的母親,比父親強悍,高大壯實,十分仁慈,溫暖,熱心聽別人說話,也喜歡說話,對人友好且生性愉快,極為好客并十分富有幽默感,城府很深,面相威嚴,擁有無懈可擊的權威性——而且做事毫不猶豫。

榮格說:“我母親具有雙重性……在我母親的兩種人格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這就是為什么當我還是個小孩子時便經常做些有關她的憂心忡忡的夢的緣故。白天,她是個可愛的母親,但到了晚上,她便顯得成了不可思議的了。然后,她更像那些預言者之一,這種人同時又是一種奇異的動物,像是洞穴里的一個女祭司。富有古風而無情:像真理和大自然那樣無情。在這種時刻,她就是我叫做‘自然精神’的代表。”(《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第38頁,劉國彬 楊德友譯)。“一到夜里,母親就顯得古怪、神秘。”(《榮格自傳:回憶· 夢· 思考》第13頁,劉國彬 楊德友譯)。“我確信她擁有兩種人格:其一是不抱惡意且富有人性,其二是神秘詭譎。”(《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第38頁,劉國彬 楊德友譯)。“榮格繼承了母親的諸多性格特征,例如熱心助人,關心人的內心世界,本能洞察力非常之強,年輕時因治愈第一例精神病患者,曾被當地人譽為“巫師”這個響當當的稱號。

母親的這種雙重性性格,對榮格后來形成的類似分裂樣人格(榮格稱之為“第一人格”與“第二人格”的分裂)顯然有直接的影響。榮格說:“在所有的事情中,我最大的痛苦莫過于我雖設法阻止但卻無法克服自己內心的分裂,即我內心被分成了兩個世界。”(《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第57頁,劉國彬 楊德友譯)

1878年,3歲的榮格得了濕疹。榮格認為這場病一定與父母的短暫分離有關系:“母親在巴塞爾的醫院里躺了幾個月,她的病大概起源于婚姻上的麻煩……母親的離去使我深深地感到痛苦。從那時起,有人一講‘愛’這個字,我就有一種不信任感。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女人’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種固有的不可靠的感覺。而‘父親’卻意味著可靠和——沒有權力。我就是帶著這樣的精神創傷開始人生之行的。后來,這些早期的印象有所改變:我信任男人,但他們卻讓我失望;我懷疑女人,可她們并沒有讓我失望。”(《榮格自傳:回憶· 夢· 思考》第2頁,劉國彬 楊德友譯)

母親,是人在頭腦中形成最初的、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阿尼瑪原型的基礎。榮格母親的身上,既有阿尼瑪的積極面:溫暖,熱情,慈悲,滋養,包容,愛,直覺等,也有阿尼瑪原型的一些消極面:神秘,隱蔽,誘惑,毀滅,吞噬,煩躁易怒,抑郁寡歡,反復無常,忐忑不安,多愁善感,冷漠無情等。從榮格身上,同時能看到母親這個阿尼瑪原型對他的雙重影響,特別是母親情緒上的困擾及照料上的疏忽,造就了榮格對女性的非常矛盾的內心沖突。

2、女仆—繼母:神性阿尼瑪

在榮格不甚快樂的童年印象中,有一個形象最美好的女人,這個女人就是他家中的女仆:

“母親離開后,女仆也來照料我。我現在依然記得她把我抱起來,把我的頭靠在她的肩上的情景。她有一頭黑發和一副橄欖色的面孔,和母親完全不一樣。就是現在,我還仿佛看得見她的發型輪廓、她的喉,那深深的膚色和耳朵。她的一切在我看來那樣奇特,但也格外熟悉。好像她不屬于我們家,而是只屬于我一個人。好像她是和一些我還不能理解的神秘事物聯系在一起似的。這一類姑娘后來成了我潛意識中異性人格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她所傳達的那種既生疏又始終為人所認識的感覺,是后來在我心中象征女性本質的那個形象的一種特征。

“從父母分居的時候起,我的記憶中還有另一個形象:一個美麗的、非常漂亮的、迷人的姑娘,她有藍色的眼睛,美麗的頭發。是她引著我在藍色的秋天,在瀑布下面沃思城堡附近,沿著萊茵河,徜徉在金色的楓樹和栗樹下。陽光穿過婆娑的樹枝,黃色的葉子飄落在地上。這個姑娘后來成了我的繼母。她崇拜我的父親。后來直到我二十一歲時才再次見到了她。”后來,這個女仆還救過小榮格一命——那時的他,無意識中就有自殺沖動。(《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第2—3頁,劉國彬 楊德友譯)

這段回憶性文字寫得格外優美、深情,充滿溫馨?梢酝茢,在母愛缺失的那段痛苦的日子里,女仆用她真誠、溫暖的母性之愛,撫慰了這個幼小的心靈,使三歲的榮格從這個崇拜父親的女仆身上,得到了相當大的情感滋潤,替代性地滿足了對母愛的渴求。在這個后來成為他繼母的女仆身上,榮格投射的幾乎全是阿尼瑪原型的陽光面,特別是具有感情滋養作用的、靈魂性的一面。

3、夫人愛瑪(Ema Jung,1882-1955):賢妻良母式的夏娃

榮格與愛瑪可謂一見鐘情,當時的愛瑪只有15歲。1903年,28歲的榮格與21歲的愛瑪結婚。愛瑪的娘家相當富有,擁有一家國際鐘表公司(IWC),這是瑞士手表行業的名牌企業。當時的瑞士法律允許丈夫對妻子的資產擁有完全繼承權,這使得榮格在與弗洛伊德決裂之后事業處于低谷、辭去教職后一度收入不夠穩定之時,也依然維持著一個資產階級紳士的體面生活。榮格說:“在此困難關頭,我妻子在現實和道義上給了我莫大的支持,對此我深表感激,沒齒難忘。”(《轉化的象征》瑞士第四版序,孫明麗 石小竹譯)

1910年榮格曾幫助愛瑪做了幾個月的心理分析,當時弗洛伊德贊同但又警告榮格,這會給他們的私人關系帶來危險。后來,愛瑪也接受了弗洛伊德短時間的分析。隨著弗洛伊德與榮格之間沖突的加劇,愛瑪曾利用她的特殊關系,試圖從中協調,但始終沒有成功。(《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第158-159頁,申荷永)

愛瑪是一個迷人、優雅的女人。在丈夫的鼓勵下,她后來成為了一名頗具才華的心理分析學家、講師和作家(1916年,分析心理學俱樂部成立時,愛瑪被選為第一任主席,是榮格之外最早的心理分析家)。她是個賢妻良母,而且毫無疑問,榮格終生都很愛她。1911年,在魏瑪召開的國際精神分析大會期間,愛瑪在榮格涉入與托尼的婚外情時,曾與榮格爆發激烈的爭吵,但榮格拒絕愛瑪讓他放棄婚外情的要求,堅持認為托尼對她來說實在太重要了,沒有她根本不行。既然不能離婚,愛瑪必須適應這種情況,并且把托尼作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來接受?雌饋硎菒郜斚蛩尣搅,這既是由于決心要保住自己的婚姻,也是由于害怕他神志崩潰。當然,對兩人來說,這都是一段創傷性的時期,并且完全可能是從1913年底起長期折磨榮格的心理障礙的一個誘因。(《簡析榮格》第202-205頁,Stevens著,楊韶剛譯)

愛瑪撰寫了《阿尼瑪與阿尼姆斯》一書,1941年出版,這是能夠簡明闡述有關阿尼瑪和阿尼姆斯原型意象的最好的專著之一。盡管除此之外,愛瑪·榮格并沒有更多的著述留下,但是,接受過愛瑪分析的人,都十分尊重其專業的素養。實際上,她養育了5個子女,也照顧了整個家庭,使得榮格能夠自由地從事他創造性的工作。當愛瑪去世之后,榮格幾乎是完全崩潰了,持續好長一段時間。在任何安慰與治療都沒有作用的時候,榮格的兒子為父親找來“石頭”,那是榮格治愈自己的特殊方式。榮格在一塊紀念愛瑪的石頭上,用中文刻了這么幾個字:“你是我房屋的基石。”(《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第158頁,申荷永)

可以說,在夫妻關系中,愛瑪更多地扮演了一個寬厚、隱忍的母親角色。

如果說榮格在母親、夫人愛瑪的身上,主要投注的是阿尼瑪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夏娃”(男人的母親情結)——的形象和感情,那么他在女仆身上,則更多地投注了阿尼瑪發展的第二階段“海倫”(象征男人的性愛對象)、第三階段“瑪麗亞”(象征男人愛戀中的神性)、第四階段“索菲亞”(象征男人內在的創造源泉)的形象和感情。

或許這就使人不難理解,成年后的榮格凡是遇到類似于這個女仆形象的、具有這類阿尼瑪原型特點的女性時,為什么會不可救藥地一一迷戀上了她們。

二、榮格的女病人:性愛和創造源泉的阿尼瑪

榮格的病人中,大多是接近中年、反省能力較強、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其中又多以女性為主。毫無疑問,這些病人對榮格的分析心理學理論的孕育和形成、對繼承和傳播榮格的心理分析理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這一點,正像他在前文所述的那樣:“我懷疑女人,可她們并沒有讓我失望。”

榮格在自傳中坦承:“我的患者大都是女性,這些人往往以非同尋常的自覺性、理解力和聰明才智而參與這方面的工作。從根本上說,正是因為她們,我才有可能在治療方面開辟出種種新途徑……我的病人使我得以深入人生的現實并進而得以從他們身上懂得了不少帶根本性的東西。對我來說,遇見過如許之多的各色人且這些人的心理狀況又是如此不同,比起與名人們所進行的片言只語的交談來,其重要性實在無法比擬。我的一生所進行過的最美好和最有意義的談話,都是與那些默默無聞的人所做的。”(《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第123頁,劉國彬 楊德友譯)

但是,正像榮格本人在一次復信中所說的“我所知道的自傳實在太多了,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滿紙徹頭徹尾的謊言”(《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緒論,劉國彬 楊德友譯)那樣,他在自傳中的夫子自道,也未必就很誠實——起碼他在自傳中有意無意地略去了他和數名女病人之間的性愛關系。事實上,無論婚前婚后,榮格的性愛關系一直持續著,而且絕大多數都是榮格的病人、后來的助手和分析學家。比如,瑪麗-路易絲·馮·弗朗茲(Marie-Louise von Franz)和芭芭拉·漢娜(Barbara Hannah),兩人都是一生追隨榮格而終生未嫁,死后雙雙埋葬在了榮格家族墓地的旁邊(《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第160頁,申荷永)。

在榮格的女病人中,對榮格學術研究啟發最大、影響最大的,是下面這兩位。

1、薩比娜•施皮爾萊因(Sabina Spielrein,1885—1940)

1904年,18歲的俄國猶太女孩薩比娜•施皮爾萊因來到榮格所在的布爾格霍爾茲利精神病院,被診斷為“精神歇斯底里”。榮格治療她一段時間后,她的病情穩定了下來,并發現自己也愛上了榮格,被獻身的念頭所誘惑,內心更多的是敬畏而不是欲望。榮格承認自己對她有欲望,但他說他們必須控制自己。直到榮格受到自行其是的弗洛伊德學派的分析者、沉溺于毒品的奧托•格羅斯(Otto Gross)的影響——他們進行了一場12小時的談話——后,榮格喜洋洋地說他對一夫多妻有了頓悟,說他壓抑了自己的感情,但除了愛瑪,她其實是他最親愛的朋友。他們做了愛,并合做了一首散文詩以示慶祝:“為你,與驚濤駭浪搏擊;而今,作為勝者:我舞動雙槳,你恰是天賜。”榮格說,他是因為她動人的激情,并可以深入他的無意識深層而愛她。

可是當與他已有了兩個女兒的愛瑪又生了個兒子時,榮格的感情變化了。薩比娜接到榮格一封含混地說他不能再欺騙妻子的信時,深受打擊。但當榮格發現他不能平靜地結束時,維持了他們的關系。愛瑪認為她已忍受得太久,1909年1月,薩比娜的母親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要求她著手把女兒從榮格大夫那兒拯救出來。她母親給榮格寫了信,榮格回信時并沒有否認戀情,只是指出他“并不是利用職業之便,因為我從未收費”,最后希望對方能選擇“普通的解決辦法”。

他告訴薩比娜他們必須停止見面。三周之后,薩比娜帶著小刀來到了榮格的診室。當他伸手奪刀時,她反抗起來。榮格突然變得面色蒼白,用手拍著左太陽穴說:“你弄傷了我。”薩比娜明白過來時發現自己已處在屋外,哭泣著坐在擔架上,周圍是詢問的人們。她的手和胳膊上有血,但卻是他的。很明顯,在他們爭奪小刀之前,她打了他耳光。

榮格給弗洛伊德寫了信,說是為一位討人厭的女病人,但仍然沒有提到病人的名字:“在她面前,我總是表現得彬彬有禮,但是在與我過分敏感的良心相較量時,我并不覺得全然無罪,而這正是最痛苦的,因為我的目的是高尚的。”

1910年9月,在薩比娜寫作博士論文期間,他們再次見面。根據薩比娜的日記,“我們見面的最主要的后果是我們再次陷入熱戀,我對他的愛以一種瘋狂的激情壓倒了我。有時我強烈地反抗,但另外的時候我讓他親吻我的每一個手指,我全身好像粘在了他的唇上,因為愛而昏厥。”榮格說薩比娜的論文使他陷入狂喜:它證明了精神病的思想結構與神話的模式完全一致。他提出在論文發表前和她一起工作,并介紹她加入精神分析學會。

榮格有步驟地把不穩定的病人引入宗教和神話的想像,薩比娜就是第一位接受這種非正統療法的病人。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他喚起了兩人對對方的熱情。到11月時,他們再次成為情人。榮格喜歡她的自傲和他們那些彼此互相纏繞的思想,但并不打算與她結婚。他說他從根本上還是一個俗人,要求不高,只需要愛瑪營造的典型的瑞士式家庭生活。盡管薩比娜討厭被榮格當作“愛情的替代物”,但戀情仍然繼續下去。她整個人“充溢著愛”,她向命運祈求:“讓我高貴地愛他。” 兩人纏綿之時,有時榮格溫柔而充滿深情,但有時他又“擺出一副唐璜的姿態,讓我覺得非常討厭,盡管他認為我忠于愛情,但他說我屬于那種不是為母性而是為自由之愛而生的女人。”

榮格曾告訴一個朋友:“當我死的時候,恐怕沒人能意識到躺在棺材中的這位老頭曾是一個偉大的情人。”薩比娜認為榮格充分利用了他的受人愛戴:“榮格大夫根本不是個隱士,除了我,他還喜歡其他許多的女人。” 妒意漸漸滲入到她對他所造成的痛苦的譴責之中:“我才明白一個女病人的悲劇,開始被他誘惑,然后就拋棄,而后人們又開始談論其他的這種‘韻事’。”

而榮格發現薩比娜不可抗拒的一個原因是:不像愛瑪,薩比娜與他記憶中的一位臉黑黑的女仆相對應,這位女仆在他母親住院時曾照料了他一段。在描繪這位女仆的形象時,他說,“這類姑娘”代表“我的阿尼瑪形象”。榮格相信,因為遺傳了一個女性的集體形象,每一個男性所選擇的配偶,都是直覺告訴他,這位女性是能接受他投射到她身上的阿尼瑪形象的女性。她因此代表他的精神。 

榮格發明的“積極想像”方法,是基于與他的阿尼瑪和幻覺形象的交流。他讓患者畫出夢中或幻覺中的形象,然后向它們發問。這就像向一個內心的神祈禱,“因為答案就在你心中,只要你不懼怕它們。”這就是“讓無意識浮出表面”。

榮格與薩比娜•施皮爾萊因的戀情,在經歷了長達七年的時間之后,最后似乎是以比較平和的方式結束。薩比娜•施皮爾萊因后來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治療,因為仍然留戀著榮格,她認為也許弗洛伊德能幫她“脫離暴君”。1912年初,她與一位大夫結婚,但在懷孕四個月時,她仍然迷戀著榮格。(《卡爾•榮格與薩比娜•施皮爾萊因的瘋狂之愛 》,羅納德•黑曼著,彭牧譯)

1940年(一說是1941年),她死于納粹軍隊的槍口之下。

可以說,榮格在他的分析心理學理論漸成雛形之時,薩比娜•施皮爾萊因,這個曾經的女病人、后來歷史上的第一個女性精神分析學家,對于啟發榮格發現和研究阿尼瑪原型、死亡本能、積極想象技術等,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2、托尼·沃爾夫(Toni W0lf,1888-1953)

托尼·沃爾夫是愛瑪之外對榮格最具影響力的女人。先是榮格的病人,后來成為榮格的助手和精神分析學家。

托尼出生于蘇黎世的一個名門貴族家庭。父親多年在外做生意,不僅僅從東方帶來了財富,也帶來了東方的思想。托尼深受父親的寵愛,1910年父親去世之后(時年22歲),被送到榮格那里接受抑郁癥的治療。1911年,曾隨榮格夫婦參加在魏瑪舉辦的國際精神分析大會,隨后不久就成為榮格特殊的終身伴侶。她一生未嫁,榮格是她寄托命運的男人。

接受榮格分析后不久,托尼成了榮格的助手、最早的榮格心理分析家之一。與愛瑪的情形相同,許多早期的病人,在接受榮格心理分析的同時,也都接受托尼的分析。而且,接受過她分析的人普遍都有一種印象:榮格的分析主要處理的是原型層面的心理問題,而托尼則表現出更接近病人的實際心理困惑。托尼在愛瑪之后接任分析心理學俱樂部主席,并且在1928—1945年間都一直擔任這一職務。1948—1952年仍然是該俱樂部的名譽主席。托尼·沃爾夫的代表作是《女性心靈的結構形式》,1951年用德文出版。

托尼不僅僅是榮格的“病人”,榮格從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另外一種存在。在榮格的私人《紅本日記》中,記錄了與托尼分享夢和積極想象體驗的經歷。托尼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去世的當天她仍然在工作。托尼的死對榮格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悲傷的榮格用中文在紀念托尼的石碑上刻寫了這樣的表達:“托尼,蓮花,修女,神秘。”(《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第158-159頁,申荷永)

三、榮格的現實觀、女性觀及阿尼瑪情結:

榮格與女性的多角關系,既展現了榮格作為一個普通人的人性的復雜,也有著鮮明的個人因素和個人特色。

榮格這樣做,首要原因是他權衡利弊之后審慎考慮的結果。榮格無疑很明白自己非常需要在愛欲與名利、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一種微妙的平衡:他既需要女性激發靈感和創造的激情、分享探索心靈深處的諸多樂趣,但是也需要有現實性的根基,以保證自己的職業形象、現實生活不受太大的影響,以“昭示大眾”,完成心目中的上帝賦予他的歷史使命。

綜觀榮格的一生,都是在幻覺和現實生活之間尋找一個支撐點,“而我可以說,我的家庭和我的職業工作便是我的這個支撐點。在這個現實世界里過著一種正常的生活并以此來抗衡那個奇異的內心世界,對我來說至關重要。我的家庭和我的職業一直是我可以隨時回歸的根基,它們起著肯定我是一種實際的存在,一個普通人的作用。潛意識的內容本來會把我弄得失去理智。但是我有家庭,此外我還知道,我有一個一所瑞士大學頒發的醫科學位證書,我必須幫助我的病人,我有妻子及五個子女,我住在庫斯納克特市西斯特拉斯228號——這些實實在在的存在對我提出了種種要求并再三再四地向我證實,我確確實實存在著,我并不像尼采那樣是一張白紙,在精神的強風中到處翻飛。尼采失去了其立腳的根基,原因就在于他除了他思想里的內心世界外便一無所有——應該說,他的內心世界擁有他要比他擁有前者更甚。他斷了根并在大地的上空飄蕩,因此他不得不采用虛夸和不現實的辦法行事。但對我來說,這種不現實卻是可怕的根源,因為說到底,我是以今生今世作宗旨的。無論我是如何執著或如何洋洋自得,我總是懂得,我正在經驗到的一切,最終總是歸結到我的這種現實的生活的。我決意要履行生活的職責并使生活的意義更臻于完美。我的座右銘是:于此務須立即以真實行為昭示大眾,不可搪塞!”(《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第165-166頁,劉國彬楊德友譯)

在探索潛意識的未知道路上,處處風險重重,失去理智、被潛意識的黑暗吞噬者大有人在。榮格擔憂自己會像尼采一樣過分沉溺于幻覺世界不可自拔而發瘋,因此他腳踩大地的現實觀無疑是可取的,而且他說得非常清晰,無須再加注解。但從更深的心理動因上看,這與他的女性觀、特別是阿尼瑪情結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同時代的心理學家中,榮格的女性觀,無疑也是超前的。他對女性的出色能力贊賞有加:“婦女是具有特別天賦的。她們往往具有極好的直覺及犀利的批判性洞察力,可以看出男人暗地里的心思,有時甚至還能看透男人們本能性的種種詭計。她們能看出男人們所看不到的某些方面。沒有什么女人會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個超人,原因就在這里了。”(《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第113-114頁,劉國彬楊德友譯)。

另一方面,榮格對女性的態度也很坦率。榮格曾向弗洛伊德承認,在自己身上存在“一夫多妻的成分”,宣稱“在我看來,一樁美滿婚姻的先決條件就是允許不忠。”(《弗洛伊德與榮格書信集》,第289頁,1910年1月30日)

榮格認為,“對一個男人來說,有兩種女人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需要一個妻子來營造他的家庭,并且生養他的孩子;另一方面他需要一個精神的伴侶(femme inspiratrice)來分享他的幻想,為他最偉大的著作提供靈感。這種主張很可能起源于他自己的阿尼瑪(anima,他潛意識中的女性情結)的分裂,而這一分裂最有可能的解釋是源自他4歲(注:榮格在自傳中說的是3 歲)的時候,當時他和母親分離,由父親教區的一位年輕女仆照顧。后者給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在他80歲的時候他仍然記得她……這個臨時的保姆是母性的附屬物、精神的伴侶、對其心靈孤旅的慰藉的第一次具體體現。盡管他對作為妻子的愛瑪非常滿意,但他的阿尼瑪仍然要求出現另外一個愛的伴侶和知己的女友,他將與他共享他最近做的夢和最新的想法。至少有兩次,這一誘人的形象以病人的面目出現在他的面前,首先是薩比娜·施皮爾萊恩(Sabina Spielrein)的短暫關系,而他和安東尼亞·沃爾夫(Antonia W0lf)的關系更為持久,她成為他終生的密友和同事。此外,在榮格周圍聚集了很多女性崇拜者(蘇黎世的智者們不恭敬地稱之為Jung frauen[注:德語,太太]),她們來到蘇黎世跟隨他進行分析和研究,卻再也無法使自己離開,仿佛他早年與母親的分離進行教導了他,使他決不可能信任一個女人的愛,而必須總是在許多女人中尋求安全。”(《簡析榮格》第202-204頁,Stevens著,楊韶剛譯)

這種分析,從上文所述的、榮格自傳中的這段話得到佐證:“母親的離去使我深深地感到痛苦。從那時起,有人一講‘愛’這個字,我就有一種不信任感。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女人’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種固有的不可靠的感覺……我懷疑女人,可她們并沒有讓我失望。”(《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第2頁,劉國彬 楊德友譯)

四、榮格的阿尼瑪情結對心理治療的啟示:

榮格與女病人的多角關系,似乎基本上都是以“你情我愿”的圓滿方式收場的。

那么,治療師與女病人(下文通稱來訪者)的這種性愛關系,究竟是相互救贖,還是殘酷的兩敗俱傷?是相互成就了對方,還是雙方都是飲鴆止渴?

不可否認的是,咨訪關系的確有相互滋養、促進雙方成長的作用。治療師在滿足來訪者、治療來訪者的同時,也在無意識地治療著自己,滿足自己隱秘的心理需要。不過在很多情況下,心理治療的整個過程,更是一種充滿艱辛和風險的過程,“從而使助人這一專業,成為最能給人帶來精神滿足,同時也最能耗竭人的情感的人類活動。”(《心理治療師之路》序,[美]Jeffrey A . Kottler著,林石南 黃秀芹 黃思旅 譯)

問題在于,治療師在滿足來訪者、治療來訪者的同時,對自身的耗竭、傷痛等問題,怎么辦?

榮格的這種觀點頗受爭議:“醫生是只有在他本人情感上受到感染之時才能起作用。‘只有受過傷的醫生才會醫傷。’但要醫生的個性之強猶如一身盔甲之硬時,他是起不了作用的。我對我的病人是認真加以對待的。我也許也會遇到像他們那樣棘手的問題。往往有這種情形,病人正好是醫治醫生痛處的一貼良藥。”(《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第113頁,劉國彬楊德友譯)

確如榮格所言,在傳統的心理分析治療中,往往只有當治療師受到來訪者感染時才能起到治療的作用。如果治療師勇于打開自己的內心,允許和承接來訪者內心的愛恨情仇等種種復雜的情緒體驗投射到自己身上,讓來訪者借助強迫性重復的力量,將“那時那地”帶入到“此時此地”,治療師感受到這些情感,但是以懸浮注意的方式去理解來訪者的內心世界,通過共情或神入、澄清、解釋、領悟、修通等技術,幫助來訪者獲得成長。一句話,強迫性重復,正是為了強迫性修復,是為了促進人格的獨立和成熟。

然而,來訪者正好是醫治醫生痛處的一貼良藥嗎?治療師的傷痛要來訪者來醫治嗎?

在心理分析治療這種溫情脈脈的情境中,如果治療師被來訪者的理想化移情、色情性移情等擊中,過分認同了來訪者的病理性需要,將自己的反移情、尤其是負性反移情付諸行動,這就等于讓來訪者強迫性重復了早期創傷,等于是來訪者給治療師醫傷了——這就與心理治療的目標背道而馳了,治療師的行為必然是有害的。這樣的心理治療,注定是會失敗的。

這樣的治療師,一般來說,或者有與來訪者類似的情結,或者沒有修通自己的自戀創傷、沒有把自己的創傷性體驗轉化成助人的資源,于是無意識地需要來訪者來滿足自己夸大自體的全能幻想等等自戀需要或拯救情結,那么他很可能便會以“愛來訪者”的高尚名義付諸行動,這就成為來訪者內在創傷的簡單重復,甚至加重了來訪者的創傷感,因而危害到治療。

所以,治療師自身的耗竭、創傷等種種問題,不應期待來訪者承擔治療自己的義務——否則就成為“咨客掏錢,醫生醫(自己的)傷”了。治療師應該去尋求上一級的督導來完成這一任務。

一般來說,理想化移情或色情性移情在心理分析治療中是常見的,尤其是在異性之間的咨訪關系中;谥委煹男枰,治療師通常會營造出一種安全、自由、包容的氛圍,來訪者在這種抱持性氛圍中很容易對治療師產生理想化移情或者色情性移情,就像是真的愛上了治療師一樣。弗洛伊德(Freud ,1915)曾說:“在移情關系中的愛是真實的。”這并不是說來訪者對治療師的愛是真實的,而是來訪者在退行時,很可能無法體會和分辨自己愛的并不是治療師,而把治療師當成父親或母親來愛?墒侵委煄熜睦锉仨毲宄@一點。此時,治療師最需要做的,就是對自己的情緒與欲望保持敏銳的洞察力,識別、消化、處理自己的情緒,控制自己被擾動的情結,盡可能在治療中保持情感的相對中立,以避免付諸行動;然后,引導來訪者覺察和面對自己的情緒感受、深層的心理動力和心理上的真正需求,以此修通來訪者受創的客體關系,進而修通來訪者的情結;最終,讓來訪者的自我獲得成長,從而促進來訪者的人格成長。

以上的過程,既是心理分析治療本身的要求,也是心理治療倫理規則的要求。這意味著治療師不能濫用自己的權威,不能從來訪者身上獲取咨費以外的其他利益,不能借此滿足自己的自戀需要——特別重要的是,永遠不能與來訪者發生性關系,因為性關系會毫無例外地破壞治療效果。

一個來訪者曾這樣描述她與治療師的關系是親密的:“毋庸置疑我對父親的信任和愛轉向了X博士,因為我覺得他擁有智慧并對我的幸福進行無條件的關注。那時我沒有意識到移情的發生,因為我確實把他看作父母親一樣的人物,因此我依舊依賴他,并在治療中努力配合他,渴望他的接納和贊同,并相信他是我得到肯定的唯一來源。”(Bates and Brodsky 1989: 18)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X博士在治療過程中越來越多地關注性問題,鼓勵來訪者卡羅林談論她自己的性行為,并解釋了他對隨便性交的肯定態度。他還解釋卡羅林可能壓抑自己對他的性欲望。后來她把這一現象描述為“治療關系的性化過程”。他開始在咨詢結束的時候擁抱卡羅林,然后吻別。在一次咨詢過程中,他提出卡羅林對他性吸引的否認表明她是同性戀。 

在治療的第九個月中,X博士介紹了一些放松訓練,包括讓卡羅林躺在咨詢室的地板上。在一次治療中,他強奸了她。她報告了“恐怖”、“分離和羞辱”。在接下來12個月的8或10次療程中,性行為持續進行,總是發生在治療開始的時候。在治療過程中,X博士開始較多地談論他自己的問題。最終,在與治療師有過性行為的兩年后,她能夠克服自己的依賴感和麻木感,然后結束了治療。

接下來的幾個月是一段“沮喪和混亂超過希望的”時期:“我自己有一個黑暗的秘密——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心理治療的失敗者……譴責自己發生的一切” (Bates and Brodsky 1989: 41),常做惡夢,還有自殺的想法。當卡羅林與另一個咨詢師開始心理治療時,她開始有可能面對發生的一切,并對X博士提出控訴。盡管還有六個X博士的女性來訪者作證她們也是類似性剝削的受害者,但民事法庭的這一案例經過五年才取得了法庭外和解。法庭出場包括詳細的交互詢問,這又增加了羞辱性和悲傷性。在國家認證管理委員會的也場更加痛苦,考慮是否要廢除X博士的專業鑒定合格證。媒體對向從業者索賠的過程也給予了關注。在最后,他又重新申請,而且被授予了從業許可證。(《心理咨詢導論》第374-375頁,[英]約翰·麥克里奧德著,潘潔譯)

這種情況并非特例,即就是在美國這樣明確禁止與來訪者有性接觸的心理治療界,也照樣存在。波普等人(1986)對美國心理咨詢從業者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查,結果發現9﹒4 %的男性治療師和2﹒5 %的女性治療師承認與來訪者有性關系。(《心理咨詢導論》第373頁,[英]約翰·麥克里奧德著,潘潔譯)

榮格式男女平權主義者羅特(Rutter,1989)在他的著作《禁忌區域的性行為》中,認為專業男性和女性之間(不僅僅包括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還包括牧師、教師、醫生和經理)發生性行為時,他們對女性處于權力或權威的地位,這一不正當的性行為是由根深蒂固的文化神話對男性和女性的意義不同導致的。羅特認為許多男人壓抑和否認他們自己的感情痛苦和脆弱性,但是他們堅持一個幻想,即他們可以通過與一個富有同情心和善解人意的女性融合來實現這一切。因此與一個女性來訪者的性行為是無意識的尋求康復和完整性的一部分。當然這是解決男性困境的一個暫時手段,很快這種性親密就變得虛假,然后這個女性將被拒絕。

對治療師性行為動力學的解釋與霍茲曼(Holtzman,1984)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他采訪了與治療師有性關系的女性來訪者。少數女性談到照顧治療師,滿足他的情感需要。西爾(Searles,1975)描述了來訪者無意識地充當治療師的治療師。

羅特(1989)認為,這種情況將會終生攻擊女性的自尊,終生被別人認為不夠好,尤其是她們的父親。在與一個強有力的男性的工作關系的經歷中,這個男性欣賞她們的能力和品質,并試圖幫助她們實現自我,這對女性來說是一個潛在的康復性相遇。因此,由性剝削引起的對這一親密和希望的背叛破壞性是很強的。凱斯勒(Chesler,1972)采訪了10位曾經與她們的治療師有性關系的女性。所有的被采訪的女性都是沒有安全感、低自尊并譴責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波普和布霍特斯(Bouhoutsos ,1986)提出那些受咨詢師性剝削危險較高的女性,通常是那些在早期生活中經歷過亂倫或性虐待的女性。(《心理咨詢導論》第376頁,[英]約翰·約翰·麥克里奧德著,潘潔譯)

以上文所述的榮格這兩名女性來訪者為例。托尼· 沃爾夫的抑郁癥,很明顯與早年父愛的嚴重缺失、而父親又突然去世高度相關;薩比娜·施皮爾萊恩的具有暴力傾向的歇斯底里,與她童年受到父親的多次毆打有關。這些情結仍需要在接下來的治療中繼續修通。然而,榮格在這種雙重關系中卻充當了一個永遠的、全能且博愛的理想父親的角色,他甚至需要這些女性來訪者來治療自己早年的創傷,這樣就使這些女性終生沒有機會修通她們的戀父情結,她們的人格也沒有機會得到足夠的成長,而是停滯不前,固著在此:她們終生未曾獲得獨立的人格,只能依附于榮格——她們再也無法離開這個上帝般的父親了。這一點,與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終生忠誠和獻身于父親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事業、生活在父親理論的羽翼之下,以滿足父親的戀母情結和自戀損傷,何其相似。只是在輝煌的學術成就和炫目的職業形象之下,這種對雙方人格成長的隱性損害,往往看不見,甚或不自知,甚或很少為人所知罷了。

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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